▲沈红

作者简介：张冰冰，男，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财政。西安 ；沈红，女，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经济与管理、比较高等教育研究。武汉 。

来源：《教育与经济》2019年第3期

内容提要：社会变迁和经济转型过程中，高等教育的扩张增加了知识劳动力的相对供给，大量劳动力不得不在要求低于其教育水平的岗位上工作，过度教育现象普遍。然而，过度教育同时具有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无法也不应被完全消除，只能够被调控，为实现其社会总体效应的最大化，有必要保持“适度”的过度教育。文章在搜集33个国家2002年到2014年宏观劳动力市场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众数法测量了上述国家的过度教育比率，并发现其呈现出国际趋同的态势，其稳定状态由一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及其初始条件所决定。为此，在选取了23个衡量劳动力市场特征的关键指标后，通过面板聚类分析寻找到与中国劳动力市场特征及趋势相似的12个国家，计算出中国过度教育的适度范围约为9％到26％。对比发现，中国总体的过度教育比率处于适度范围，但城镇过度教育的比率则已超过了这一范围，需通过教育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引导过度教育的理性回归。

关 键 词：过度教育；适度范围；趋同；面板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19)03-0078-09

一、问题提出

为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应对知识社会的来临，高等教育扩张已然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必需品。中国的高等教育自1999年发生了急剧的扩张，毛入学率在2018年达到了48.1％，并会继续稳步提升以实现普及化。然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和就业吸纳能力不足直接导致了高技能工作岗位的供给不足，[1]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迫使大量的劳动力不得不在要求低于其教育水平的工作岗位上就业，即发生过度教育。有研究验证了中国过度教育已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自1999年到2003年高校毕业生过度教育比率从16.1％上升到20.3％，[2][3]2010年对北京、西安、兰州与大庆四个城市工程师的问卷调查显示过度教育比率为26％，[4]2015年的全国调查显示高校毕业生的过度教育比率已达到31.83％。[5]

过度教育现象引发了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在实践中，大量令人瞠目结舌的招聘通知表明社会中存在着“学历贬值”的态势，例如武汉的公厕管理员岗位要求应聘者要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哈尔滨甚至有3000名大学生争报清洁工岗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日益增加，这加剧了公众“教育无用论”的恐慌，损害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在理论上，过度教育引发了学者对教育功能的思考，传统观点认为发展教育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于国家可促进经济发展，于公民可提高国民素质，但有学者逐渐地认识到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一味地发展教育并不总是好的，会产生严重的过度教育，既导致了社会教育资源和个人人力资本的浪费，[6]又导致了生产力的损失和工作满意度的下降，[7]甚至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8]更会由于文凭贬值等引发一系列的社会连锁反应，例如地位恐慌。[9]为此，教育发展的速度也并非越快越好，而是需要保持在经济可承受范围之内，即适度的过度教育。适度的过度教育是指教育投资应当适度超越于经济发展，既能够发挥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又不至于承担过度投资教育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使得国家的过度教育比率保持在经济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之所以保持适度的过度教育，是由于过度教育同样有较为重要的正面影响，具体表现在：其一，过度教育者拥有超过其岗位需要的教育水平，其生产力仍超过相同岗位的其他人群，[9]故其更有可能为工作带来新的解决方案，促进日常工作中的技术创新，[10]通过逐步提高各产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来缓慢推动整个职业生产力的提高，避免了愈加频繁的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真空期，加快产业转型和促进经济发展；其二，过度的教育年限存在信号效应，[11]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劳动力逃离失业的风险，[12]也提高了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佣效率，是宏观供需机制调整的重要组成；其三，过度教育尽管会减弱教育促进阶层流动的功能，[13]但对阶层流动仍存在正向影响。当过度教育比率较低时，这在短期来看是有利的，但却不利于长期发展，虽可避免由此引起的负面影响，但也无法享受过度教育带来正面影响；反之亦然。为此，有必要保持适度的过度教育，此时由过度教育所带来的边际正影响等于其所带来的边际负影响，过度教育的社会总体效应达到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