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老龄化是全球趋势，也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新阶段。随着老年人生理机能和社会机能的变化，给整个社会建设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如从基础设施不适应到社会服务严重不足、从劳动力稀缺性提高到少子化趋势日益严峻、从养老金收支失衡到医养资源融合欠深等问题，进一步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机构调整、创新驱动，成为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长期变量[1]。源于技术迭代和创新智慧产业成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有效措施，已进入超老龄化的日本围绕老年人生活和护理支撑方面研发应用了一批先进的智慧健康养老工具，有效缓解了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智慧健康养老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产物，最早由英国生命信托基金提出，也被称为“全智能老年系统”[2]。

《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提出，智慧健康养老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硬件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能够实现个人、家庭、社区、机构与健康养老资源的有效对接和优化配置，推动健康养老服务智慧化升级，提升健康养老服务质量效率水平。

2 智慧健康养老需求侧情况

2.1 老龄人口基数大，社会负担加重

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60周岁、65周岁及以上人口分别为万人、万人，分别占总人口的18.1%、12.6%，从老龄化社会迈入老龄社会只有一步之遥(距离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4%仅差1.4%)。详见表1。

表1 2009—2019年我国老龄人口(65岁及以上)增长趋势年 份总数(亿人)占我国总人口比重(%)占世界老龄总人口比重(%)..........7612.60—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快易数据。

我国在老龄人口增长快、数量大、占比高的同时，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不高。据统计，我国老年人中，有1.8亿人患有慢性病，其中75%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约4000万；健康预期寿命(68.7岁)远低于预期寿命(2018年77岁)，老年人预计有8.3年带病生活，健康老龄化形势不容乐观。这给老年人个人、家庭带来负担的同时，给社会医疗服务、养老金支付、老年人公共服务带来了挑战。

2.2 老龄化进程超快，养老准备不足

我国老龄化进程呈现超快速特征，自1999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至2019年，仅20年时间老年人口数量增长了80%，预计21世纪中叶将达到老年人口占总人口35%的峰值。这一过程我国仅需50年左右时间，而英国、法国等国家这一过程基本都在100年以上。超快的老龄化进程，导致我国多方面养老准备存在短板。首先，支付储备不足。我国养老服务准备资金为8.9万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则达到了31万亿美元，制约了我国老年人养老服务的购买能力。其次，保障体系较弱，长期照护体系不健全。据人社部统计，截至2017年年末，全国养老保险覆盖率达到97.90%，其中农村养老保险也达到93.38%。但是，城乡、地区养老保障水平差距较大，特别是农村养老保险金，按照500元档位缴纳15年计算，最后可以领取养老金是263元/人/月。同时，我国现阶段还未形成长期照护制度的专项规划和立法，相关政策实践刚起步试点，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项目的发展速度极为缓慢，对长期照护体系建构缺乏整合[3]。最后，社会化养老服务职业认同低，养老服务人才短缺。社会对于老龄化问题的忽视依然存在，使得老年群体往往无法得到公正的资源和机会分配，进一步导致养老服务人员劳动强度高、薪资水平低、职业前景不明、成长空间小、年轻人不愿进入。

2.3 城镇化水平提升，家庭养老变弱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也是资源集聚和生产力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志。我国城镇化起步晚，1978年城镇化水平为17.9%，改革开放以后，平均以每年1%的速度提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9.58%。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大量农村劳动力人口转化为社会化工业人口，赡养老年人的人力资源明显不足，导致传统家庭养老服务功能弱化。根据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10年我国一代户和二代户家庭比重均超过80%，到21世纪中叶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镇化水平在75%左右，还将有2.15亿左右人口进入城市。这将进一步引发家庭赡养老人劳动力的减少，同时超级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空巢老人、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增加，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解体”，城市依靠家庭成员代际养老服务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