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健康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指居民以协调人与自然和疾病斗争为核心，在防治疾病、维护和增进健康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成果与物质成果的总和。[1]依据文化层次理论，健康文化可划分为物质文化（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建设）、制度文化（各种规章制度）、精神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文化（行为举止）四个层次，[2]其核心是精神层次中的健康意识、健康素养与行为层面的健康行为，其主要培育手段是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3]

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关于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的指导意见》两个关于新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均明确提出“发展健康文化”，这不仅使健康中国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完整，也体现出健康中国建设的新趋势与新要求。2019年12月28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明确指出，国家建立健康教育制度，并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这是对新时代下健康文化建设工作的具体性部署。

随着国家社会治理观念和治理能力的进步与提升，社区治理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点和突破口。[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中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019年党的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强调：“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据此，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逐渐明朗，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与方向也进一步明确。

毋庸置疑，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是文化孕育与传承的现实土壤。伴随国民健康文化需求剧增和社区治理模式的启动推广，为解决困扰健康文化发展供需不均衡的矛盾，以社区为基础平台，将社区健康文化建设融入“社区文化治理体系”，是实现全社会健康文化振兴发展的可行之策。

二、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与主要模式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和基层治理的基础平台。社区治理指在社区范围内，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与活动，具有区域性、综合性、规范性、参与性等特征。[5]其核心目标是“善治”，即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在维护社区公共安全、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扩大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加快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等方面有不可撼动的作用。

从全球范围来看，依据社区治理各主体的权责不同，可将其分为行政型、自治型和合作型三种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6]受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影响，我国社区变革实质上是由行政型社区向自治型社区和合作型社区演变的过程。近年来，国内学者从“国家-社会关系”“新公共管理”“社会资本”等理论出发，立足我国社区治理实践中出现的矛盾与困境，在合作型社区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协商式[7]、复合式[8]、互嵌式[9]三种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见表1。三种创新模式在运作方式、权责体系、组织结构、具体实施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其共同要义可概括为“实现社区多元主体互动融合的合作共治”。本文基于此要义，对社区治理视域下社区健康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及路径选择展开探讨。

表1 国内三种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比较?

三、社区治理助推健康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现阶段，学界对于健康文化的研究尚处萌芽阶段。实践中，社区在其健康文化培育方面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例如：社区健康文化建设主管部门不明确，国家或地区有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基层医疗机构及学校的健康教育缺位，缺乏强力健康宣传平台，文化资源缺乏与利用不足，缺乏合理的健康产业引领等。[10][11]而受资源、能力以及利益等方面的限制，政府对于提供给社区居民多样化的健康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迫切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综合治理模式来发展健康文化，以调动各参与主体，充实与整合各类健康与文化资源，提升健康文化供给与服务能力。